【人文】“七夕”节与文化建设的思考

发布者:人文社会科学部发布时间:2019-05-08浏览次数:901

农历7月7日的晚上,是中国人的传统民俗节日“七夕”。传说这一天晚上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其节俗包括女子向织女乞巧(祈求高超的手艺)、祭拜牛郎织女、饮宴、求子等内容。据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日。
是夕,人家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金俞石为针。陈几筵、酒、脯、瓜果、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蜘蛛)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宋代时这一节俗内容就变得丰富了,乞巧,祭拜、饮宴等节俗已多具备,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载:
 
七月七日,谓之“七夕节”。其日晚晡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或取小蜘蛛,以金银小盒儿盛之,次早观其网丝圆正,名曰“得巧”。
 
明清两代犹是如此,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说:
 
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茹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
 
意思是说在七月七日的中午女子就开始乞巧了,然后根据水底针影判别巧拙。《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顺天府志》也有类似记载:
 
七夕,女子以碗水暴月下,各自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月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以卜女之巧。
 
由此我们可知七夕的节俗,大多和牵牛、织女星有关。
其实牵牛织女星的故事,在历史上的文学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诗经·小雅·大东》云: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诗中用象征手法,批评了那些名不副实的统治者。其中提到了银河(汉)、织女星和牵牛星,并提到了织女在天上织布的情节。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也吟咏过牵牛星和织女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另外曹丕的《燕歌行》中“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的句子,也非常著名。
上述的诗歌都提到了天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是后来牛郎织女传说的基础,可是在这些诗歌里,还没有后来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情节,也没有确定的时间七月七日。最早提及的牛女七夕相会的,据杨琳先生考证,是晋人傅玄的《拟天问》中的“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的文字。
因此七夕节俗的形成是有个过程的,在我国,每逢单月,月与日数字相重的日子往往是重大节日,如正月初一新年、三月三日上巳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九月九日重阳节。依此类推,七月七日成为节日也很合理。但为何将此日和牛郎织女结合起来,并无很合理的解释,《大戴礼记》之《夏小正》云:
 
七月:汉案户。汉也者,河也。案户也者,直户也。言正南北也。……初昏,织女正东向。
 
也就是说七月初昏时,银河呈南北向,河西的织女星正朝向东方。而在银河的另一边,此时和织女星遥遥相对的一颗星,就是牵牛星。
另外,叶舒宪等学者注意到“七”这个数字的神秘色彩及与七夕的关系。“七”在世界许多民族中和宗教中,都含有神秘意味。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中国的本土文化都有重视“七”的内容。例如《旧约》之《出埃及记》上帝要求诺亚在方舟上带上七公七母的畜类和飞鸟作为种子。
在我国,除了道家以外,儒家的经典也很重视七的神秘性,《周易·复卦》“彖辞”云: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即以为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是七日为一个周期,而天地之心,儒家认为即为天地生养万物之心。生命的产生是阴阳互动的结果,因此《周易》非常强调阴阳互动、阴阳和谐的思想,这表现在人类社会即是夫妇关系的稳定。《序卦传》云: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另外,根据中国古代医书《黄帝内经》,女子以七为生长周期。《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
 
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
 
    相对来说,在牛郎织女传说中,织女的地位是仙,牛郎是凡人,织女地位应高于牛郎,而从节俗内容来看,女性的重要性高于男性,乞巧主要是女性的活动。因此在七月七日这个特殊日子,结合某种天象,将其演变为牛郎织女夫妻相会之日,就很合理了。
由是,原来已有的牵牛织女遥遥相望的主题就演变成了牛郎织女夫妻相会的传说,而牵牛,则不再仅仅是遥不可及、无法亲近的牵牛星,而变成了地上勤劳农夫的化身牛郎。各种人物与故事情节也随之附加上去了。故事中出现的王母娘娘等神仙,不过是各种分离因素的象征,而牛郎、织女及喜鹊等,则代表着冲破隔离,团圆相守的愿望。加上织女善于织布,而古代社会男耕女织,从事织布和女红等手艺是女性的基本工作,因此女性向织女乞巧就很正常了,这反映了古人对生产技能的重视。晋代葛洪《西京杂记》云:“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大概是最早的关于七夕乞巧习艺的记载。这样,牛女相会的主题就逐渐与乞巧的主题在节俗中合流了。
鉴于以上各点,祝福牛女相会,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希望自己能够夫妇长期相守;同时女性向织女乞巧,祝福自己能成为心灵手巧的女子,就成为七夕节俗的主要内容了。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
 
明皇与贵妃七夕宴华清宫,列酒果于庭,求恩于牛女星。各提蜘蛛,闭小宫中,至晓,以丝网细密为巧候。至今士女效之。
 
这里既有向牛郎织女祭拜祈求婚姻久长的仪式,又有观蜘蛛结网乞巧的内容。至于白居易《长恨歌》中,更是祈求夫妇恩爱长久的直接反映: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七夕的这些节俗,经由文学作品的推广,因而带上了一层浓浓的诗意,显得非常美好。如权德舆《七夕》诗云:今日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家人竟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宵。”包含了仰望牛女相会和乞巧的仪式。宋代词人秦观的《鹊桥仙》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反映出对牛郎织女的美好祝愿: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考察传统节日七夕,可见其在历史上曾起过的积极作用:
首先,是一种诗意的人生观。
就人生而言,事事圆满是不现实的,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夫妻长相厮守虽是人人期望的美好理想,但古人也会为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迫于生计,游学行商、仕宦从军,加上古代交通不便,所以夫妻、恋人离别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诗歌中“游子思妇”会成为一个重要母题的原因。在现存数量众多的“七夕”诗文中,有的表达了对人间团圆的向往,有的给予分离的夫妇以心理安慰。上述秦观的《鹊桥仙》就表达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达观思想。就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言,这是一种很正确的爱情观。
其次,这种积极作用还表现在通过乞巧仪式,表现了女性对劳动技艺的重视,而这一点是不分贵贱等级的。古代社会以男耕女织为基本的生产方式,因此对劳动技能的重视可以想见。社会对女性的手艺也有基本的要求“妇工”,剔除其中封建性的内容,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艺是家庭生活的必需,就像男子必须熟练掌握一门谋生手艺一样。因此乞巧的节俗反映出古人对于劳动和手艺的尊重。
 
时至今天,七夕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节日,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正暗暗地发生变化,过去乞巧的内容不见了,祝福牛郎织女的内容也淡化了。商家往往以中国情人节的名义,暗中促销,一些媒体对节俗缺乏了解,客观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现象,笔者以为很不妥。节俗的改变,不应该是任意的,而需要对历史的尊重;即使想创新,也应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今天的中国,又遇上了大迁移的时代背景。为了更好地发展,很多人抛妇别雏、背井离乡,这对于稳定的家庭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另外,及时行乐的思想,“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等观念,也对家庭稳定造成影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稳定的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怎样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教化功能,予以创造性的转化,是值得研究的。在这方面,政府的基层组织,民间力量、公益组织应该有所作为。一方面,基层组织,特别是一些较老的社区,人员结构相对复杂,外来人口较多,可以组织一些诸如七夕会之类的活动,内容包括诗歌吟诵、文艺表演、手艺比赛等,通过文艺和仪式的展演,让外来群体在心理上多一点认同感,对家庭稳定和美满婚姻之间的关系多一点共识,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多一点向往。另一方面,政府对民间进步力量,公益团体、学校等组织开展此类活动,也应抱着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予以方便和支持,不应抱有种种成见和顾虑。
还有,中国社会和经济经历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发展后,逐渐进入一个瓶颈阶段,尤其表现在制造业方面。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却缺少大量兢兢业业有专业技术的工人。这是我国和现代发达国家的差距之一,制约了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现在整个社会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从上到下都在提倡工匠精神,但人们意识深处还未必真正重视“工匠”,政策制度也未体现对“工匠”应有的尊敬。其实在历史上,我国的农业和手工业曾长期领先于西方,中国的手工制造工艺对世界做出过巨大贡献,因此并不缺少工匠和所谓“工匠精神”。在农业社会,从事农业和手工业是基本的生产方式,很多劳动者在精益求精、心手合一的手工艺中,逐渐体悟出生活的意义。笔者以为,所谓工匠精神,一方面是对所从事工作的尊重,也即是敬业精神;另一方面则必须有手艺的存在。西方人事事讲究自己动手(DIY),故工匠精神的安放就有基础。
在笔者少年时,一般的成年男性都会修理自行车、鼓捣日常生活器具,装修居室等;女人则家中烹调料理、缝补浆洗,无所不通。在今天,则一切都外包了。而在学校应试教育体系中,科技小组或手工制作课程往往只是点缀。一个从小忽视手艺的民族,又何谈工匠精神呢?此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鉴于此,在七夕这一天,学校开展一些手工竞赛活动,从而体现对手艺和技术的尊重,也是乞巧仪式的一种现代转化,民俗学者有所谓民间仪式的国家在场的说法,这有点言重了。但通过一定的节俗活动,提倡一种合理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应该是有意义的。
总之,怎样利用民间传统节日的原有内涵与功能,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起一些作用,应该是值得研究的。
 
 
作者介绍:
黄意明,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